在那一面墙的书架顶上,放着一个粗糙的木桶,木桶里有把镰刀。这些物件,是外公外婆去世后他从长阳老家带到武汉的。老人们用这把镰刀割过草砍过树,提着那只木桶上树割漆。如今亲人不在了,它们就是杨如风的情感寄托。

  忘不掉的故乡,割舍不断的亲情,看似清苦却又幸福的少年回忆,最终拼接成杨如风笔下散文和诗歌的样子,而这些片段又与他和《今古传奇》的缘分反复交织,灌注进他“出版人”的身份里。

  18岁以一篇文化散文登上中国顶尖杂志,与余秋雨、川端康成等名家同台亮相。28岁时作品入选大学语文选修教材。36岁入选湖北省重大人才工程“123”企业家(国企)培养人选(文化类第一批)。39岁当选湖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,次年担任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公司执行总编辑兼系列刊社长……

  这一路行来,杨如风有哪些感悟?8月炎夏的午后,杨如风接受了楚天都市报记者的专访。

  楚天都市报(以下简称楚):你在组诗《三背河九首》里写“山顶的老人”“母亲的嫁奁”“父亲的木鱼”,在散文集《桃花渡》里写儿时看露天电影、杀年猪、读书……感觉你许多的文学创作都是乡愁的缩写。

  杨如风(以下简称杨):确实是这样。其实很多人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的,甚至因为种种原因不喜欢故乡,想要远离故乡,包括我们老家很多人,儿女在外面稍有出息便举家搬迁了……但对我来说乡愁始终存在,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乡,一个祖居所在。我的乡愁是跟亲人联系在一起的,我出生的小村落,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,我的欢笑和苦痛都留在了那里。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恋旧的人,我不喜欢物是人非,更不喜欢物非人非。2008年我老家的房子因为四川地震的余震垮掉了,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劝我们搬出去,哪怕是搬到县城,但我们都没有搬,而是在原地重起房子——这里才是我的根我的魂。

  杨:把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和最深的情感记录保存下来,可能就是我创作上的最大动机,我没有什么写作上的宏伟计划,我的写作乍一看都挺私人的。

  比如我写《山顶的老人》,就是想起小时候去外公外婆家的情景。我住在山谷他们住在山顶,相距三四个小时的陡峭山路。每一次去都好像心有灵犀,我翻过山顶就能看到两位白发老人走得老远来迎接我了,所以写了那一句“那时天降大雪,我行路难,你望断群山”。2013年、2014年我外婆外公相继去世,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情景了。写《母亲的嫁奁》,我其实就是想保留住我母亲的青春记忆,那几只木箱已经破败不堪了,大年三十准备从家里丢出去,我说我要留下来。它们是我母亲的父母辛辛苦苦为他们的女儿置办的嫁妆,我可以想象我母亲当时是怎样面带红晕嫁进这个家里的。虽然我父母的感情从不外露,但我能感觉到,留下这几只箱子他们是很开心的——做儿子的,有这份心去保管他们的记忆。

  杨:对,我的诗歌也好,散文也好,虽然“私人化”,但不“个人情绪化”。我不会过多着墨于一己之悲欢,写的多是更多人共通的情感情怀。比如很多读者喜欢的《小名儿》这首诗,“我多么希望每个城市路人都是父老乡亲,他们朴素、大方、亲切地唤我小名儿;我也无数次幻想,我还小,你还在”。

  读者们留言说,这首诗打动了自己。我想是因为,叫我们小名的往往是长辈,小名被叫得越来越少,说明亲人离开得越来越多,有人叫你小名是幸福啊。

  所以私人化的写作也是有普世价值的,正如民族的也是世界的,它们虽然是我私人化的情感,但也是很多人普遍拥有的,包括故土、亲情,都可以引发共鸣。

  杨:从小对写作有兴趣。处女作发表在《半月谈》,是关于乡村治理的一篇小稿子,杂志社寄给我5块钱稿费。那是1997年,这对于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励。

  大学坚持文学创作。期间,出版了一本个人专著《中国树》,还创办了一份文化类报纸《校园文化报》。当时的《恩施晚报》有一个千字文时评专栏“舞阳夜话”,我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,谈自己对于城市建设和治理的见解。年底报社通知我去领稿费,编辑老师见到我后大吃一惊,他们原以为我是“住在三孔桥的一个老头儿”,没想到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学生。

  楚:跟今天很多诗人、作家相比,您在创作数量上或许算不上“高产”,您的创作观是怎样的?

  杨:我心钝笔拙,谋划不出纸上的锦绣前程。我很少动笔。我搞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目的性。文学于我而言只是爱好。轻松的心态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纯粹。我认为,一件作品,要想打动读者一定要先打动自己。我甚至十年都难得写出什么作品,这个也不能说就是“十年磨一剑”,只是对文字存有敬畏之心。写得少的另一个原因是,工作实在太忙了。

  杨:我主张积极的、美的诗歌性格。比如我创作组诗《三背河九首》中的《桃花渡大峡谷》时,当我看到那夜故乡大雪却又皓月当空这种震撼人心的场景,写出“你有一轮明月在雪夜也得悬挂苍穹,你有一袭蓑衣是否也得横一叶孤舟”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,心中有一轮明月,哪怕在凄清的雪夜,也要悬挂苍穹,绽放光芒。

  杨:也是个崇尚工匠精神的人。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他的辛苦,每个行当都有它的难处。我们做出版工作其实是特别辛苦的,这是个细活儿,也是个大活儿。小到字词句,大到政治导向、价值取向,丁点儿马虎不得。比如几十万字的小说,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完善,还要一遍又一遍地提炼包装,为了作品的提升,为了不愧对读者,我们比作者自己还上心。从业十八年来,我策划(主编)了8000多万字的作品。枯燥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枯燥的白天和夜晚。但干一行爱一行,乐在其中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。

  少年时的我有一种侠客梦想,但现在已经演变为一种家国情怀。家国情怀不是到处喊口号,而是着重提升内在修为,然后体现在我们的点滴人生中。

  在工作中,我经常跟同事们讲,我们要做一个自带光芒的人,哪怕这一束光很微弱。身为媒体人,我们尤其要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,有使命担当的人。我们做得对与否,不止影响到我们自己,还影响到千万的读者,而通过这些读者又会影响到更多的人。这是信仰,是我们心中深沉的力量。

  2019年《今古传奇》人物专刊创刊十周年之际,我曾在主编手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凡三十余年来,今古传奇向以故事见长。《今古传奇》人物专刊承继传统,却也深知,无论文学消遣还是现实勾连,读者兴趣不会局限在故事本身。我们对这一本杂志有更热切的希求:深在的信仰和热血,能够更好地渗透在媒体叙述中。这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。天地你我,千秋家国。国不遥远,匹夫有责。于我辈而言,善待每一个日子,做好每一期杂志,影响每一个读者,亦是爱国之心、强国之举。中央媒体视作奇迹、百万读者奉为经典的背后,是无数个不曾言说的细节,这些细节令小小一刊于市场的喧嚣浮浅中自成高格。”

  近年来,我们在很多工作方面做了很多探索、创新。但所有的努力,我们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打造一个品质,那就是坚持在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的前提下,赋予传奇品质,讲好中国故事。

  杨:现在网络信息发达,自媒体满天飞,对传统纸质报刊的冲击的确很大。但网络上的东西终究参差不齐,内容东拼西凑,真实性差,错误百出。很多评论区都是读者在骂小编,直教人哭笑不得。我们现在做传统媒体,须有互联网思维,运用新技术寻找新模式发展新业态,但一定不能失了根本。

  2012年,在纸媒消亡论甚嚣尘上时,我开始主持《今古传奇》人物专刊改版工作。此后三年,三次改版,获得成功。杂志发行量由最初的3万多册上升到30多万册,利润也翻了几番,这个成功背后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琢磨的。2014年,我参选湖北省重大人才工程“123”企业家培养人选面试时,也是主要谈这方面的思考。